“文学史”的写作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许多大学中文系的教授，甚至研究机构的学者，都把撰写一部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，并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创意，视为自己的主要追求。今年8月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多年的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，推出了一本文学史新著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。这本书的出版，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发展，都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在“后记”中洪子诚先生提到，这本书的编写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。但就书的内容和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来看，这却是洪先生多年研究的“总结”。洪子诚先生在这之前完成的论著和论文，涉及到了“当代文学”的许多重要方面，包括思潮、文体、重要问题的研究，为“完整”地把握当代文学的历史做了长久坚实的准备工作。而他编写或参与编写的多本当代文学史的著述（包括《中国文学（当代部分）》、《当代中国文学概观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），则使他对当代文学史写作所处理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矛盾，有着更为清醒的意识。
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处理的是50年代至今的文学历史。由于该段历史的特殊性和它与我们的近距离，文学史的写作就更为困难。因此，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长久以来面临着各种困境和矛盾。这种困境和矛盾集中在80年代的两次讨论之中：关于“当代文学”能否修“史”和关于“重写文学史”的讨论。其中关键的问题是，如何对“当代文学”的历史作出更为切近文学历史本身的“完整叙述”。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在这一点上，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描述：“‘当代文学’这一文学时间，是‘五四’以后新文学‘一体化’趋向的全面实现，到这种‘一体化’的解体的文学时期”（“前言”）。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表述。这一对历史性质的把握，既不同于此前缺乏“史观”的文学史罗列性地描述作家作品的体例，也摆脱了那种将社会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依据的做法。
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向来以“严谨”著称。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对资料占有的全面，筛选、评价资料的慎重和准确，最重要的是对文学问题进行分析时的“历史的眼光”。他在北大讲课时曾经开玩笑地说，自己因为“缺乏”搞当代文学“批评”的“敏锐”和“才气”，“只好”来做文学的“史”的研究。这一非常谦逊的表述，包含的是一个文学史家对自己研究的限度和可能性的诚实态度。洪子诚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，文学批评在跟踪、评价当代文学现象时，常常出现一种“反应过度”的情形。批评家们往往对某一文学现象作出过高评价或过于激烈的反应，是因为没有把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考察。这导致了批评界常常出现“以论带史”的现象，即割断文学问题与复杂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，仅仅从一种理论出发来谈问题。在对待文学历史的问题上，又出现两种相反的情形：一种从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出发，认为只要把握了历史发展的“规律”，文学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，从而忽视了文学发展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。这一点与“左翼”文学传统对历史的本质叙述长期占据文坛主导地位有关，导致的是以社会政治、经济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分期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依据。另一种相反的情形，则与“解构主义”等的新理论相关，倾向于认为历史并不存在“本质”或“规律”，因而采取一种“历史相对主义“的态度，将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作为某种历史理论或文化理论的“资料”来对待。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提出的是另一种更为稳妥的研究历史的范型，即“一方面，会更注意某一作品，某一体裁、样式，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，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；另一方面，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的发生、演化的情境和条件，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，以增加我们‘靠近’‘历史’的可能性”（“前言”），也就是说，在最大限度地掌握文学史资料，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、描述的基础上，分析文学现象形成、运作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关联，来更为深入地“接近”“历史真相”。因而，洪子诚先生理解的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趋近“真实”的过程。这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严谨和自觉：既有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的资料清理和评判，也有著史者对自己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的自觉。这一对待历史的态度，与王瑶先生提出的历史的“相对客观性”有相似之处。王瑶先生认为“审慎的探索和解释”，是为了达到历史客观性的手段，而贡献一些“合乎历史情况的判断”，是治文学史的真正和最终的追求（孙玉石《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》）。
这样一种历史观在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中的实践，使得这本书所处理的文学史材料极为开阔。不仅注意到对文学作品、作家的评判，也注意到了对文学写作、出版、流通、阅读，和“当代文学”存在的“体制”、组织方式以及相应的作家的“存在方式”等的史料分析。他对40－50年代文学的“转折”、文学规范的确立、左翼文学内部的矛盾和冲突、不同文体形态的演化、70－80年代之交文学规范的分化等，都作出了新的解释。他不是站在当代文学体制之内来分析问题，而是以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身份，拥有更“高”和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，使当代文学的史料“依时间顺序更依史述者的理解，被组织在严密的线索中”（赵园《读洪子诚著〈1956，百花时代〉》）。
这本书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体例，即格外重视文学的“外围”因素，包括文学生产、文学环境、接受影响等，倾向于通过史料的分析判断去把握“当代文学”的机制构成。对文学“内部”因素，则放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之中来作出评判——这种处理方式，由于“当代文学”曾经被“体制化”的“传统”，而显得更为“接近”文学历史的实际情况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“审美”判断的缺失。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对作家作品的评判，既考虑到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，也显现出了著述者成熟而富于个性的审美评价。在选择何种作品“入史”时，作品的“独特性”和“表达上的‘独创性’”及其与文学“传统”中的写作经验之间的关系，是主要的评判依据。因而，在“历史的叙述”和“文学的叙述”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。这一点在处理50－70年代文学时，做得更为成功一些，而在处理80年代以后的文学时，在作家作品评判和文学现象、文学问题的处埋之间，存在一些矛盾。例如，对韩少功、张承志、史铁生、王安忆、余华等较为突出地形成了自己创作个性的作家，洪先生将他们放在某一潮流的背景之上或干脆列入“群体、潮流之外”来专门谈论，从而在作家评价与文学现象描述之间，产生了一些裂隙。这种矛盾来自文学历史本身的复杂性。80年代以来的文学，被看成是消解50－70年代文学“规范”的时期，而新确立起来的“规范”尚不清晰，因而，在如何“完美”地评判“多元”格局中的每一种因素，这是需要另外一种文学史“范式”加以解决的问题。“当代”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需要一代一代的学人不断地摸索，并尝试着对历史进行清理。洪子诚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以他长久坚韧的工作和富于创造性的实践，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、富于启发性的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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